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领会其中精髓要义，就是要结合实际、科学论证、真抓实干。然而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盲目跟风搞发展的行为与此背道而驰——不管发展质量好坏，只要数量上去了就行；不管项目是否实用，只要牌子挂出来了就行；不管群众是否受益，只要领导能看见就行。近期，记者结合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深入部分省区市调研采访，与基层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试图揭开盲目跟风背后的深层逻辑，寻找从跟风到深耕的突围之路。

盲目跟风“怪象”面面观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跟风发展，正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种典型表现，从产业选择到项目布局，从规划制定到口号包装，处处可见它的影子。记者在调研中看到了主要的四张“面孔”。

产业“一窝蜂”，什么热门搞什么。从光伏到新能源汽车，从特色小镇到元宇宙，每一个风口出现，都有一批地方“一哄而上”。西南某县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脱离实际、盲目决策建设文旅项目，财政资金投入数亿元，后因资金链断裂部分项目停工烂尾，闲置浪费严重。这种“产业跟风”有一个鲜明特征：不问本地有无基础，只看外面是否热门。一位长期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给记者打了个比方：“风口一来，干部兴奋，企业跟跑，资本狂欢。可风一停，摔死的都是没长翅膀的。”更深层的症结在于，一些地方在决策时，不是先问“我们有什么”，而是先看“别人在干什么”。这种思维方式的颠倒，是跟风现象屡禁不止的认识根源。

项目“搞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他建5个亿，我就要搞10个亿。”“他有省级园区，我就要争国家级。”这种攀比心态，在一些地方的发展竞赛中并不鲜见。东部某省一些地方在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中盲目攀比，数据不实。有的项目反复开工，有的手续不完备就被纳入集中开工，有的开工仪式追求场面，租用电子屏等设备费用就多达几十万元，还有的项目集中签约名不符实，实际落地率严重偏低，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对此反映强烈。攀比的起点，往往不是发展需要，而是面子需要。一位市级发改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倒苦水：“上级来检查，张口就问‘你有没有’。你说没有，就低人一等。”当“有没有”比“好不好”更重要，攀比就成了某种“现实”选择。这种攀比式发展，还会在区域内形成恶性竞争，相邻县市争相上马同质化项目，谁也做不大，谁也难做强。

规划“翻烧饼”，换茬人就换思路。新官不理旧账已被纳入问责，但新官不理旧规划却常被包装成“有魄力”。北方某市的城市规划在两年内实现“大跃进”，前任编制的20年总体规划，新任到后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群众编了顺口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某市“一把手”甫一上任，就提出发展方向要“换道超车”，强行拍板、强力推进，给各个区县下达硬性要求。每一次转身都伴随着大规模投入，前一轮的厂房、设备大多闲置。一位县委书记说得直白：“前任搞的，我接着干，显得我没想法。”当“接着干”被视为“没本事”，“翻烧饼”就成了“有魄力”。这背后，是政绩观的偏差。规划的频繁变动，不仅造成资源巨大浪费，更破坏了稳定的发展预期。一个频繁“翻烧饼”的地方，很难让企业安心扎根。

口号“走马灯”，哪个“高大上”喊哪个。“对标国际一流”“学习某某强市”“打造某某版硅谷”——响亮的口号背后，缺乏扎实的路径，甚至搞起了“放卫星”。西南某市在不具备产业集聚条件的情况下，未经充分论证，提出打造“百亿级”产业园，号称建设“某某小镇”。实际上，产业园仅建成2栋厂房，只有少数几家小微企业入驻，却多次夸大宣传已有数十家企业入驻，连续多年虚报产值。口号喊得响，数据却注水严重。一位退休老同志感慨：“过去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是一年一个调，调调不走心。”跟风的本质，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别人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

盲目跟风带来的是什么

跟风看似热闹，实则代价沉重。它把发展路径带歪了，把资源配置带错了，把干事风气带坏了，把政绩导向带乱了。让我们来好好算算这笔账。

带歪发展路径，重要的没干，“偏门”的瞎干。跟风最大的危害，是让地方发展偏离了本该深耕的主赛道。西部某地在八个县同时上马一个产业项目，产品定位高端市场，硬件配套要求很高，产品在本地市场很难消化。多个县提出疑问，决策者仍无视风险强力推进，要求限期建成运营。当事人事后承认：“当时问题主要出在政绩观，就是想把它搞大，想争取在全国有一点影响。”结果项目建成之日即是产品滞销之时，多个项目停摆，大量硬件设施长期闲置。该发展什么、能发展什么，本应因地制宜，但少数领导干部只看项目“够不够大”“有没有影响”。跟风最大的代价，不是“没追上”，而是“丢掉了自己的”。产业生态的培育需要十年甚至数十年，但破坏它只需要一个错误的决策。

带错资源配置，该投的没投，不该投的乱投。有限的财政资金、土地指标、人才资源，被大量投入到跟风项目中，而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反而捉襟见肘。中部某市盲目引进打着生态发展旗号的“特色小镇”项目，投入大量资金搞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因脱离实际，项目大面积烂尾，造成土地闲置、资金浪费，群众反映强烈。中部省份一位市级财政局局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后说：“说起来都是服务民生，做起来还是围着‘眼球经济’转。”钱往哪里花，不只是财政问题，更是立场问题。群众的急难愁盼在排队，资金却被投向了领导能看见的地方。

带坏干事风气，实的干虚了，真的干假了。跟风发展催生了一种“虚火旺盛”的干事生态。某市一家企业，靠漂亮的演示汇报材料和几场饭局骗取财政补贴，有关部门审核时，只看材料，不跑现场；只问“有没有”，不问“真不真”。东部某省一位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老老实实干实业，一年利润不到几百万。隔壁那家公司，靠一份PPT就拿了一千多万。你说，谁还愿意做实业？”当“会吹”比“会干”吃香，当“造势”比“做事”更容易出政绩，基层的政治生态就会悄然变质。风气一旦坏了，比损失几个亿更难修复。因为坏掉的风气会影响一代人，而修复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带乱政绩导向，见效慢的无人问津，短平快的炙手可热。跟风的背后，是价值导向的扭曲。什么东西值得干？本应是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但在错误导向下，值得干的变成了领导看得见、短期内能出数字、面上够热闹的事。南方某市古城项目，跟风全国古城热仓促上马，投资数十亿元，从立项到开工仅3个月，结果连续多年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已被申请破产重整。这种“见效快”的项目炙手可热，而真正需要久久为功的产业培育、民生改善却门庭冷落。项目在建设期间被作为“重点工程”大力宣传，留下的是一堆烂账和一片叹息。一位参与离任审计的干部说：“有的干部只图‘我任上热热闹闹’，哪管‘后任上负债累累’。”该留下的产业根基没留下，该传承的发展定力没传承，这种盲目跟风不是“试错”，而是“犯错”。

盲目跟风何以成风

代价如此沉重，为什么跟风还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根子在政绩观。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跟风的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逻辑。

急功近利把“快”当成“好”。“三年大变样”“一年一个样”“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些口号的背后，是速度崇拜。一些地方主政者要求重点项目当年立项、当年开工、当年建成。不少项目前期论证严重不足，有的甚至未批先建，逻辑很简单：“任期内要能看到成果。”一位县委书记道出无奈：“现在的考核，一年一排名、一季一通报。你想慢慢来、打基础？排名下来了，领导找你谈话了。那就只能搞点见效快的。”当“快”成为首要标准，“好”就被牺牲了。种速生林长得快，但速生林的木材，永远替代不了百年楠木。急功近利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任期长度去丈量事物的发展规律。时间对不上，事情就做不对。

贪大求全把“多”当成“优”。“别人有我也要有”“别人大我要更大”——这种思维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有的地方在制定规划时，提出十大产业、百大项目、千亿投资等宏大目标。细看却发现，产业之间缺乏关联，项目之间互相冲突。采访中，一位规划专家谈到，我们经常建议地方“集中资源做一两个优势产业”，有的领导反问：“怎么才一两个？我们要十个八个。”结果，哪个也没做成。发展不是摆地摊。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一米宽、百米深”的专注，而不是“百米宽、一米深”的摊大饼。

决策轻率把“跟”当成“谋”。一些地方决策，不是基于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而是“看到别人搞得好，我也搞”“听到领导提了一句，赶紧上”。东北某县年财政收入仅三四亿，却举债7个多亿兴建创投产业园，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状态，给当地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一位市发改委主任给记者讲了一个更典型的例子：“省里一位领导随口说了一句‘某某产业很有前景’，回来就被要求连夜开会，拿出行动计划。其实领导就是那么一说，我们却当真了。”“闻风而动”有时不是敏锐，而是盲动。真正的“谋”，是沉下去、走出去、反复比、科学论。决策轻率的根源，是不敢不跟——不跟，怕被说“没政治敏锐性”；跟了，哪怕错了，也是“落实上级精神”。这种免责逻辑，是跟风现象得以持续的制度性原因。

歪解考核把“数”当成“绩”。“有没有”比“实不实”更容易考核。于是，各地热衷于“挂牌子”“上项目”，甚至为了完成指标进行数据造假。西南某省有关部门在工作中频繁排名通报，有的地方为完成指标层层加码、统计造假，几年间数十家规上企业累计虚报产值数十亿元。考核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基层的精力就投向哪里。一位省级督查室干部坦言：“我们下去督查，也是看台账、看牌子。你说项目效益不好，那是市场的事，但我们考核的是‘你有没有干’。”当“干了什么”比“干成了什么”更重要，跟风就有了土壤和条件。跟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套逻辑在起作用。改变一个人容易，改变一套逻辑难。

盲目“跟风”不如潜心“深耕”

破解跟风，没有捷径，只有回到发展的常识上来。保持定力，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让时间说话。四条路径，指向同一个方向：把根扎下去，把事做扎实。

坚持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不动摇。深耕的核心，是保持定力，不折腾，不贪大求全玩虚的。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量身打造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一任接着一任干，才有了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这种“接力赛”式的定力，在其他地方也有生动实践。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多年，换了数任党工委书记，但“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产城融合”等核心理念从未改变。正是这种接力赛式的定力，造就了今天的全球标杆。如何保持定力？思想上，要克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态，不为短期“亮点”所惑，不为一时评价所累，甘做铺垫之事，甘抓未成之业。说到底，政绩观要转过弯来：接着干不是没本事，而是真本事；打基础不是见效慢，而是最牢靠；理旧账不是擦“屁股”，也是建新功。把自己当成接力赛中的一棒，而不是独自跑完全程的人。这一棒跑好了，下一棒才能接得住。制度上，要用机制去保证。要建立规划即法的刚性约束机制，重大发展规划经人大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定效力，任何个人无权随意更改；建立任期接力考评机制，既看任期内完成了什么，更看给后任留下了什么；建立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机制，鼓励后任主动解决前任留下的问题；建立离任交接清单制度，离任干部必须完整移交未完成的工作。不折腾，不是不作为，而是尊重规律。有些事情，稳就是进。

注重搞清“家底”，紧密结合实际不盲从。深耕的关键，是掂量清楚自己的“家底”。在浙江安吉，记者问当地党员干部：“全国各地都在搞‘两山’转化，你们不怕被超越吗？”他们回答：“我们不看别人，只看自己。安吉有安吉的竹子、白茶、绿水青山，别人复制不了。”安吉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发展，不是做“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而是做“我有的别人没有”。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文化传承，关键是找到那个“独一份”。怎么找？要静下心来“盘一盘”：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敢于做减法，不是所有的“风口”都要追，不是所有的热门都要上。不盲从，不是保守，而是最大的清醒。要探索资源家底调查制度，每个地方定期对本地自然资源、产业基础、人才状况、文化特色进行全面摸排，形成发展家底账本。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从制度上防止盲目跟风。推行“一县一品”“一镇一特”，不搞整齐划一。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比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更重要。

完善决策机制，充分论证评估不草率。深耕的前提，是科学决策，不拍脑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深圳前海有一个“沙盘推演”机制：重大决策前，请专家、企业、市民反复“挑刺”，找出所有可能的风险和漏洞，修改完善后再实施。这种把问题想在前面的做法，大大降低了决策失误的概率。改进决策，要刚性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大事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建立决策终身负责制，谁提议、谁论证、谁拍板，全过程留痕，出了问题不论调到哪里都要追责。引入第三方评估，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要委托独立机构，让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建立公众参与制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必须听证。不拍脑门，不是没魄力，而是用科学守护责任。一个人拍板快，一群人拍板稳。

不抢一时之功，历经风雨吹打不变迁。深耕的本质，是尊重时间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滴水穿石”的实践，强调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具体怎么干？要改变“为抢时间不惜仓促上阵”的心态，必须从制度上为长期主义留出空间。要探索周期考核，对重大产业、生态、民生项目实行三至五年考核周期，不要求当年见效，而是评估方向对不对、基础牢不牢、后劲足不足。建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激励机制，对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的干部在提拔任用中予以倾斜。建立历史评价制度，离任三至五年后“回头看”，让时间给出答案。营造久久为功的文化氛围，让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的人受重用。不抢一时之功，不是不要政绩，而是要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持续深耕不追风，最后站在风口上的几率反而更大。因为他们用时间换来了深度，用深度换来了不可替代。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每个地方都立足实际、向下扎根，避免盲目跟风、照搬照抄，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工作谋得深一点、抓得实一点、把得稳一点。否则，一会一种节奏、一时一条赛道、一天一个政策，不仅根扎不深，苗育不壮，高质量发展的大树更是难以长成。我们的事业是千秋伟业，需要夯基垒台、积厚成势，让我们以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苦干实干拼命干，蹄疾步稳谋长远，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不断交出经得起检验的优异答卷。

（此稿写作过程中，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新吴区，福建省石狮市、晋江市，河南省西峡县、南召县，陕西省永寿县等地纪检监察干部给予支持帮助，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