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人的创作典范:蔡邕与张衡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1-04-06 10:36

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对盛唐诗人而言,建安文人是他们心目中的创作典范,建安风骨对盛唐气象有着重要启迪,这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那么,对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人群体——建安文人而言,他们的创作典范又会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建安文坛的创作队伍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其核心成员就是三曹七子一蔡这十一人,距离他们时代最近且成就最大的作家当属蔡邕。三曹七子中孔融生年最早,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此时蔡邕二十一岁,在年岁上相当于建安文人的师辈。蔡邕对汉末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蔡邕别传》中讲道:“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足见时人对其文学和德行的推崇。《三国志·王粲传》亦载,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可以说已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蔡邕和建安文人交往颇多,最为突出者有以下四点:其一,曹操之密友。曹丕《蔡伯喈女赋序》中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其二,七子中数人之师友。孔融和蔡邕为好友,王粲是蔡邕藏书的托付者,阮瑀是蔡邕的学生。其三,蔡文姬之父。蔡文姬的《悲愤诗》是建安诗歌中重要的鸿篇巨制。其四,路粹之师。总体看来,建安文人对蔡邕普遍持一种尊崇的态度,在蔡邕身后的五十年里,他的文学光芒如终存在。例如孔融在碑文创作上就明显效仿蔡邕,《文心雕龙·诔碑》云:“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

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78),对建安文人而言,他是近百年前的知名作家。建安文人对张衡也很崇敬。曹植在其《七启序》中就称赞枚乘《七发》、张衡《七辩》等“七”体之作是“辞各美丽”,并且写道:“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等并作焉。”唐钞《文选集注》陆善经注曰:“时王粲作《七释》、徐幹作《七谕》、杨修作《七训》。”此外尚有刘劭《七华》,或许也是同时所作。祢衡在《吊张衡文》中更是充满深情地写道:“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河水有竭,君声永流。”这篇吊文高度称颂张衡的文才与声名,并为他的政治遭遇而慨叹,类似于贾谊的《吊屈原文》,祢衡也堪称张衡的隔代知音。在文末祢衡特意强调:“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己,君其勿忧。”表明自己效法学习张衡文章道德的意愿,这可以说是充满建功立业情怀的建安文人的共同心声。

张衡和蔡邕被建安文人视为创作方面的偶像,这在曹丕《典论·论文》中有明确的表述。《典论·论文》中说:“(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这是现存文献记载中首次将张衡与蔡邕并称为“张蔡”,并将他们当成创作的标杆和典范。

关于蔡邕与张衡的关联,《殷芸小说》中有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从史实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因为张衡卒于汉顺帝刘保永和四年(139),此时蔡邕年已七岁。蔡邕被视为张衡后身,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才华相似,《文心雕龙·才略》就说过,“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张衡是东汉后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音乐书画之艺,方技博弈之巧”,“罔不该罗其情,原始要终”(夏侯湛《张平子碑》),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他精通天文历算,长期担任太史令职位,曾著《灵宪》一书总结当时所知的天文学知识,并创制浑天仪、地动仪。蔡邕也堪称博学多能。《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其二,在文学创作上,张衡和蔡邕有前后相承之处,表现出了东汉后期某种创作倾向的延续,并共同成为建安文人效法的楷模。刘跃进在《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中指出:“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文学还多少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承。其后,由清峻而华丽,从通脱到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毫无疑问,这种转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而张衡在这个过程中具备起始意味。张衡《归田赋》的出现,表明了汉赋对《诗》、骚抒情文学传统的复归,这一创作倾向为后来蔡邕所继承,而至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蔡邕正好是从张衡到建安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环节。

题材的拓展也从侧面体现出文学的发展进程。女性题材是西汉诗赋中较少涉及的内容,蔡邕却作《青衣赋》极力表现对一位婢女的爱慕,辞采极为艳丽,时人张超出于传统的文学观念,还写了《诮青衣赋》来讥讽他。但事实上张衡在《同声歌》中,早已有了更趋于艳体化的描写。联系三曹七子笔下叙写女性的作品,例如曹植的《美女篇》等,再观察此后的宫体诗赋,也可看出其间有隐然的承继关系。

讲求辞采、用典、对仗、声律,追求文学形式之美,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色。在这一点上,张衡和蔡邕同样是他们的先导。张衡诗赋和蔡邕碑文中多用骈偶句,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对此称道说:“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此外,张衡、蔡邕学识渊博,文中都长于用典,《文心雕龙·事类》亦云:“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从张衡到蔡邕所代表的创作传统,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建安文学的重要渊源所在。六朝文人将张衡、蔡邕与三曹及七子中成就最突出的曹植、王粲并称,形成了“张蔡曹王”的说法,将他们视为有机的文学序列。例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夸张地说声韵之妙“张蔡曹王,曾无先觉”。这种并称充分反映了建安文人与张衡、蔡邕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说,建安文人最终也和他们的偶像一起,共同成为后世文人的偶像。

(作者:张巍,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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