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任凭腐败蔓延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真反腐败才能兴党兴国。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决战决胜！
——编者
腐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在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上，腐败犹如痼疾伴随着统治者，构成王朝衰亡的核心因素之一。纵观我国历史，每个王朝衰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被人民起义推翻，有的被周边民族灭亡，有的被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禅代，但究其根本，其衰亡无不与政治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王朝衰亡，严重的腐败导致王朝速亡，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历代王朝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权力腐败、生活腐败，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气腐败与价值观的扭曲。
权力腐败与王朝衰亡
权力腐败是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从而给政治肌体造成严重损害，促使其政权衰亡的一种腐败行为。但从历代王朝衰亡的具体情况看，权力腐败并不仅仅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也包括专权暴虐、失职渎职、用人不公、无所作为等多种形式。在夏商周奴隶制时代，由于缺乏完善的中央集权及其代表官僚队伍，缺乏制度监督和行政约束，权力腐败主要表现在各级奴隶主，特别是最高君主的贪婪无度、荒淫无耻、不恤国事民事。夏桀、商纣、周幽王等国君们自身的权力腐败，是夏商周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秦汉以后，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奴隶制时代的等级分封国家权力结构形式，演变为由皇权直接垂直控制管理的官僚制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官僚队伍的急剧膨胀及其在社会控制、社会资源分配力度上的空前强化，使权力腐败也随之产生，上自皇帝，下至基层小吏，权力腐败无孔不入。
腐败附着于皇权，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为历史进步做出过很大贡献，应该肯定，但他又是一位独断专横、刚愎自用、奢靡无度之人。文献记载，完成统一后的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不闻过而日骄”、“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极端的专制与性格骄溢已无法保障秦始皇决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这对刚刚形成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与社会情况复杂的秦王朝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秦始皇不恤国情民情，劳民伤财，以骊山陵、阿房宫、长城等为代表的浩大工程“残贼天下，穷困万民”，形成“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天下已坏矣”的局面。秦亡于二世，但根源却在秦始皇。滥用权力而致亡国者远非秦始皇一君。隋末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以致人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这是隋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皇权具有独尊性，但专制政体下，皇帝周边的外戚宦官在许多时候却可以假借皇权，产生严重的权力腐败。秦二世之时，宦官赵高封闭二世于禁中，指鹿为马，独揽朝政，胡作非为，“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是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东汉和帝时的外戚窦氏、安帝时的邓氏，“威权震朝廷”、“分威共权”，“百僚侧目，莫敢违命”，他们大肆培植党羽，任人唯亲，贪污受贿，搜刮民财，败坏纲纪。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所形成的政治黑暗，是东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的官场层层腐败是权力腐败的普遍表现。我国历史上吏治不严时，各级官吏无不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私利。公元前4世纪，官僚政治刚刚产生的商鞅时代，就出现了“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秩官之吏（刚刚有官级的小吏）隐下而渔民”的权力腐败现象，权力腐败的普遍性致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政治谚语，从那时起，政治家就已认识到了“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的腐败与王朝灭亡的关系。
历代官场权力腐败形式多样：他们或结党营私，专为身谋。如在秦始皇死后的关键时期，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合谋，共同篡改秦王朝的继承人，大大加速了秦政的腐败；历代朋党之争，也大都是为了小圈子利益。或大肆搜括，中饱私囊。“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基层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政以贿成”是这类吏治腐败的集中表述。或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东汉察举制废弛时，“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汉灵帝公开卖官，“公千万，卿五百万”。任人唯亲、唯近，致使晋代“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或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身居高位者自命不凡，视“勤于吏事”者为“俗吏”，视空谈玄虚者为清高。
崇祯皇帝曾经感慨地说：“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衰亡，正是权力腐败造成的政风不肃、民心涣散、纲纪瓦解的最终后果。
生活腐败与王朝衰亡
一般来说，王朝初建，统治尚能借鉴前朝灭亡之教训，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商汤灭夏后，告诫各地诸侯：“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以奢靡导致的殷亡为鉴，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为政思想。周公一生生活简朴，勤于政事，开创了礼乐文明的新风尚。西汉文景二帝，以“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的民本思想为指导，生活上严以律己。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汉景帝轻黄金珠玉，“务劝农桑”。文景二代“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奢靡之风无存，开创出“文景之治”的新局面。但是，剥削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中，虽有贤明的君主和廉洁之臣，但从总体上看，追求生活的腐化享乐是一种常态。例如《史记》、《尚书》中，就有许多篇章描写了夏商周中后期的君主“娱以自纵”、“奢侈逾礼”、追求“狗马奇物”、“靡靡之乐”的生活腐败。研究相关时期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最高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腐败是三代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生活腐败是以权力腐败为基础的。手中的权力越大，腐败的程度就可能越严重。秦始皇为追求“宫室之丽”，兴造阿房宫；他不仅生前享受，死后也要享受。庞大的骊山陵动用了70多万民力。东汉灵帝荒淫腐朽，道德败坏。他“起裸游馆千间”，用西域香料煮汤灌入渠中，取名“流香渠”，与美女裸游。西晋重臣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设机构，倾国力搜刮，致使江南诸郡民不聊生。“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大大小小的官吏无不模仿追随。汉武帝追求奢华，公卿“争于奢侈”。丞相田蚡“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东汉外戚宦官不仅政治上祸国殃民，生活上更是荒淫无耻。外戚梁冀不满足已有的待遇，“大兴宅第”、“广求异物”；宦官“五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权力小者也不甘落后，汉初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就批评当时自上而下“侈靡相竞”的生活腐败。
官吏的生活腐败当然不是个人的爱好，更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它是与公共权力相结合，建立在掠夺社会财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与生活腐败相伴随的是加重剥削和压迫，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当这种矛盾与一定的社会矛盾相碰撞时，就会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甚至导致王朝灭亡。历史地看，任何王朝的灭亡因素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生活腐败的影子。历代有识之士主张崇俭戒奢、“以德华国”的思想，就是从“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历史经验得出的。我国历史上的“官德”中，反对生活腐败是一个重要内容。
世风腐败与王朝衰亡
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不正世风颓。统治阶级的权力腐败、生活腐败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金钱至上、权力至上、跑官买官、贪图享乐、奢华无度也就不限于统治者，而是波及整个社会。《资治通鉴》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秦始皇“骄奢靡丽”，“天下富豪制屋宅者莫不仿之”。秦代“侈靡相竞”的风气延续至汉初。贾谊指责当时世风是“弃礼仪，捐廉耻”，甚至大家对种种腐败风气已经见怪不怪。史称“盛世”的汉武帝时代，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奢靡无度，形成“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的奢华民风。汉元帝、成帝时期，公卿贵族“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形成“吏民慕效”、“贪财贱义，好声色，上（尚）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的世风。汉成帝自己也认识到官吏们奢侈无度而希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我国历史上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集体腐败，视钱为神的《钱神论》就产生于这个时代。这篇奇文深刻刻画了当时社会上人们对金钱无限崇拜的种种丑态。“钱无耳，能使鬼”的谚语就出现在西晋。无独有偶，在腐败世风突出的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首《题钱》诗：“人为你生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由，一个个因它丧了。”为了金钱，人们丧失了忠信、礼仪、仁德、孝廉这些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行为准则。
世风腐败还表现在社会群体不务实事，疲于交际。东汉后期士人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交际的对象是富人贵者，交际时“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即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社会风气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价值观的扭曲，与政风腐败形成互动关系。高尚的节操不得张扬，奢靡堕落受到吹捧。人们唯利是图，贪图享受，崇尚交际，鄙视务实。腐败没落的社会风气，是历史上许多王朝不振的重要原因。而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在改变政风腐败的同时，也往往与纠正颓败的世风并行。
自进入文明社会的夏商周时期以后，我国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衰亡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关于这种周期性衰亡的总结，既有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也有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春秋时期的臧文仲关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的论述，就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今天我们考察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衰亡，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变化，从阶级关系的演变来分析，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和低估腐败对王朝衰亡的严重影响。（作者卜宪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